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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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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不是“中华帝国之延续”?
 


 

        满人皇帝和清政府自称其国家为“中国”固然重要,然而它对我们判断清朝是否“中华帝国之延续”,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个绝对必要的理由。认识这一点的意义,在我们思考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时,变得尤其重要。        

        

        韩国学者金浩东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元朝的国号“大元”其实就是自成吉思汗时代已成立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语对译名词;在“乞塔惕”(即北部中国)、“唐兀惕”(西夏)、“蛮子田地”(南宋故土)、“达达田地”(蒙古地区)、“土波”(藏地)、“哈剌章”(大理国故地)、“茶罕章”(云南丽江)等地域之上,元代蒙古人没有产生过超越于所有这些地方之上,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的“中国”观念;因此,尽管元代汉语人群把本朝称为“中国”,但这个“中国”在蒙古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大元”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个“大蒙古国”(金氏此文的汉译文本见《清华元史》第二辑)。
 


 

        尽管事实上无法证明“大元”一语本身即是对“大蒙古国”的直译,正如同“大辽”之“辽”未必就是“大契丹”之“契丹”的直译,说“大蒙古国”与“大元”在“所指”的层面上意义相等,这个见解或许可以成立。现在确实也没有证据表明,元代的蒙古人曾有过合并上列诸地区为一整体性“中国”的观念。而dumdatu ulus之名的出现,则恐怕不早于清代。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说元朝与清朝一样是历史上“中华帝国之延续”呢?新近的研究很正确地指出,在一个非汉王朝统治下,不应该仅仅把被统治的汉语人群(包括其高级官僚成员和知识精英)的感知与认识当作那个时代的全部支配性意识。问题在于,我们因此就可以一反其道而行之,把非汉人皇帝与他的非汉统治精英的感知与认识当作全部支配性意识来看待吗?


 

        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只能用当代中国的边境线来界定。元代版图的大部分与今日中国的疆域重叠。它的政治统治中心,即大都和上都,从一开始就都在今中国境内。它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自始至终在今中国国土之上。元政府的官方文书(虽然用汉文书写)宣布自己接续的是它之前中原王朝的统绪。占元代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臣民也承认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国”。从所有这些方面看,元代无疑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延续”。像汉、唐、明一样,它完全当得起被用于标举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元代中国”或中国史上的“元时期”——这样的品格与定位。

 

        必须指出,主张元、清都是“中华帝国之延续”,不是要重新纠缠于传统时代有关“正统论”的讨论。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两者都同样地带有人为“构建”的属性。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过一个叫“中华帝国”的王朝国家。究竟哪些朝代有资格被列入“中华帝国之延续”的序列中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主观赋予的。例如中国近现代最了不起的一位历史学家吕思勉就这样评论元朝的地位:“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白话本国史》下册页453)他决不会认为元朝可以算是“中华帝国之延续”。今日在网上持“厓山之后无中国”之论的人,也不会这样认为。如果说他们的态度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那么“正确的构建”就肯定不是出于另一类型的民族主义立场吗?
 


 

西方学术界的后殖民理论


 

        新清史倘若揭示了以清朝为中国的陈述带有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构建成分,其实不算大错。真正需要加以争辩的,是不同的构建中何者更合理合情,以及从背后支撑着这些不同构建的,究竟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民族主义理念,而不是它究竟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人们主观意志的客观事实,抑或带有人为的有意识“构建”性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思考,我们发现,尽管新清史的看法肯定有应予纠正的地方,它仍然给进一步的讨论带来了诸多积极的贡献和启发。任何新见解都会带有不足和缺陷。学术的进步就是靠在肯定这些新见解的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加以修订补正来实现的。满眼只看见别人的“谬误”,把“回应”变成一场声势凶猛的讨伐式“反驳”,对这种态度可能需要有所检讨。


 

        新清史学者中有人认为,清帝国具有某种殖民的性质。这也是激起中国学者对它普遍反感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殖民主义的普遍认知框架,以及后殖民批判对它的强大影响的背景下去予以考察,就很容易发现,我们很难从中看出一种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要“抹黑”中国的敌意,或者是执意要将清代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相提并论的特别用心。   


 

        后殖民研究起源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它可以追溯到曾变身为“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萨特影响下的法农、梅米,以及杜波伊思、葛兰西等人,他们大都受过马克思学说的启发。也有人把萨特本人看作是从反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判的枢轴。它的形成也受到欧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转向的推动。西方历史学界从着重关注白人、男人、富人到开始讲述黑人、女人、穷人历史的风气改变,就与上述转向不无关联;历史研究的主题于是从政治史、外交史等范围逐步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倾斜。不过对后殖民批判来说,最为关键的观念性武器,还是来源于符号人类学及某些后现代主义学派,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 


 

        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在后殖民批判诸领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今的三十多年里,这一思潮通过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易变属性、现代性的多元可能、全球化机制中的非西方元素、性别与女权主义等基本话题,越来越广泛地浸入西方学术主流之中。它揭示出,殖民主义的遗产给“现代”知识生产及其思想成果打上了随处可见的欧洲中心论印记。因此德里克说,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它要“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遗产的‘二元主义’”(引文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443至444页)。中国读者如今已相当熟悉的“黑色雅典娜”的故事,对西欧以外各国(如奥斯曼土耳其、伊朗萨法维王朝以及明代中国)“现代性”的本土来源的顽强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的叙事从“冲击-回应”论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视角转变,以及有关“世界体系”和“全球史”的书写实践,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遗留在自身意识形态中的“后殖民性”污点所从事的反思和校正。


 

        当然,人们未必会完全同意产生于这次风气转变的所有各种具体结论或认识。例如柯珀尔就指出,如果只就福柯所言“统治能力”(governmentality),即就政府有关监控和干预臣民个体的各种制度实施的那些最基本方面而言,它们确实在中国很早就已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像人口和地籍的调查、官学和常平仓制度等。但这种“帝制现代性”(imperial modernity)实质是很古老的,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不是一回事。把两者相等同的见解,在柯珀看来是在“非历史地”从事历史的阐释(《殖民主义批判谳疑》163页、17页)。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反思和校正所体现的,远不止是学术上的求进求新,而且也包括了一种力图平等地看待各种非西方人群及其历史与文化的善意和良知。      


 

        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历来是一个很边缘的专业领域。西方中国研究中不少孤立地看起来似乎十分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往往是以比那里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更迟缓的节拍,受影响于作为整体的西方学术背景的产物。从“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所强调的中国学要社会科学化的主张,到有关人文-社会的各种“宏大理论”被引入中国学领域,情况无不如此。而后殖民研究的反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东亚语境中很容易被欧美中国学“转译”为对汉族中心论的批评。这种“转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作过分析。此处拟着重谈一谈清统治是否具有殖民统治属性这个颇令人迷惑的问题。


 

清朝统治是否具有殖民属性?


 

        中国语境中的“殖民主义”,往往与“资本主义”体系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辞海》“殖民主义”条把它界定为:“资本主义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从“殖民主义”一词要晚至十九世纪才见于使用的事实来看,这样的界定似乎不无道理。据此,清朝的统治既无涉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与“资本主义”无缘(最多有一点“资本主义萌芽”),说它是“殖民主义”,若不是存心搅乱,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不过,“殖民主义”系由“殖民地”一词派生而来。后者的词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colōnia,指罗马公民在敌对的或被征服的国家的共同定居地,在那里他们保留着各自的罗马公民身份,被授予土地,并多以退役老兵的资历充任镇守该地的主要军事力量(此据《牛津英语词典》“殖民地”条)。在此意义上,“殖民主义”被西方学术界倒溯地理解为就是支配殖民地的制度体系,而“殖民化”即通过人口的集体移居而创建殖民地的活动或过程。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殖民化的历史内容还不止是殖民帝国的兴衰和对外国的政治支配,而是一个“世界由以被发现、被开发和被人居住的庞大进程”。因此“殖民化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的历史”,以至于法国百科全书派要说:“全部地球都是作为殖民地而被人住满的。”(G.内德尔、P.柯尔梯思:《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29页)


 

        可是上述那种宽泛的界定严重忽略了与殖民化不可分离地相随相伴的一个重大特性。在新土地上形成移民共同体的过程,必然地意味着对原先早已存在于那里的各种世居共同体的“拆散(un-forming)或重塑(re-forming)”。因此“殖民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对其他人群的土地和财产的征服与控制”。它远不止表现为欧洲列强自十五世纪以来在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扩张活动,而是一种反复发生和广泛分布的人类历史的特征(A.卢姆芭:《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第8页)。荣格尔·奥斯特哈迈尔(Jürgen Osterhammel)因此把历史上的殖民化分为六种主要表现形式:全部人群或社会的整体性迁移(因为没有扩张的政治中心留在迁移者的身后,所以这一形式不会产生殖民地);数量众多的个体迁移,并不自行创建新殖民地,而是以某种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聚居圈的形式参与到当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之中(如海外的“唐人街”);边境殖民化,即在定居地区的外围地带把某一“边疆”推进到“蛮荒之地”;海外移居殖民化,包括“纽英伦类型”、“非洲类型”和“加勒比类型”;建立帝国的征服形式;建设海上网络的形式。   


 

        通过上述类型学的结构分析,作者指出,我们不宜将殖民地和殖民化过于紧密地等同视之。在两者间关系的一端,是不建立殖民地的殖民化。而在另一端形成的则是没有殖民化的殖民地,亦即起源于军事征服、而非起源于殖民化(即人口的集体移居)的殖民地(见《殖民主义:一个理论上的概述》,S.L.傅理彻英译本,第4页至第10页)。按照这样的理解,“殖民主义”的涵义便大大冲破了它在中国语境中的范围限制:它可以被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的各时代;它不再仅仅被赋予对外政策的特性;它也不再与集体移民活动完全挂钩。中国历史上的汉语人群向淮水以南地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此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未产生殖民地的殖民化过程。而元朝或清朝对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的统治,虽然不涉及巨大数量的集体移民活动,但按照“殖民化最主要的涵义”即“某个人群统治各其他人群”(柯珀尔书第27页)的界定,便也带有殖民帝国的性格。由于这种“殖民主义”发生在一国之内,所以又被称为“内殖民”。M.赫克托出版于1998年的那本讨论英国与其“凯尔特边地”(即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之间关系的名著,即以“内殖民主义:不列颠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凯尔特边地,1536-1966”作为书名。      


 

        当然还必须强调,把殖民主义的分析观念推向前资本主义各时代,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要抹杀从资本主义演变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制度和在此之前的殖民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柯珀尔说,如果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帝国相比它们的前辈变得更加“殖民”,那不是因为现代殖民主义更残酷、更带奴役性、更疯狂地攫取土地、更贬低土著人群的文化,或者更带强迫性的宗教皈依运动,而是因为它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划出了一条更尖锐的界线。据此,只有欧洲公众才享有公民身份和权利,而外部边缘地区的居民则没有同等资格。“身处依附地位再也不是任何人都可能遭遇的一种命运,而变成指派给特定人群的一种身份。”(柯珀尔书第28页)卢姆芭则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路径指出,现代殖民主义是与西欧资本主义一起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从被征服国家抽取贡赋、商品和财富,而且重新安排了后者的经济结构,把它们拖入一种复杂的与自己的相互关系中,导致人力和自然资源在二者之间的流动,并且总是使利润流向宗主国方面(卢姆芭书第9页)。


 

        根据这样一幅知识地图,大部分西方学者事实上都把传统中国时期的许多统一王朝认作是旧式的殖民帝国,包括他们被视为“早期现代帝国”的明清王朝在内。例如狄·考斯莫就这样看待清政权。他恐怕不能被划入“新清史”的学者群里。上举几种基本不涉及中国问题的讨论殖民主义的书,在偶尔提及中国的场合,也都抱持如此认识。但这丝毫不等于说,西方学术界试图把清、元乃至传统中国的其他统一王朝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殖民主义,更不用说与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混为一谈。  

 

        人们当然有理由继续就应否把旧式帝国的统治体制挂在殖民主义谱系之上的问题展开学术的论争。例如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如果殖民化不再与集体移民行动具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征服型帝国和殖民帝国之间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也许没有必要赋予这样的讨论以太多的现实政治意义,或者去凭空猜疑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玄机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

上文对“殖民主义”和“殖民化”的去污名化分析,绝不是要为任何形式的殖民体制进行正当性辩护。它只想说明以下两点。首先,像其他许多同样残暴、同样不人道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夺方式一样,殖民行为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社会阶段中的一种常态。第二,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同时发生的现代殖民主义之所以尤其显得丑恶和令人无法接受,是由于一种日益兴起的新思潮,即民族主义思潮对它开展的充满正义感的批判,终于使它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合法性,正如民主一旦成为世界潮流,专制就变得愈益丑陋一样。


 

清朝“统一”是通过“兼并”实现的

       

与此有关的另一项针对新清史的批评,以“欧亚大陆近似理论”为聚焦点。所谓“近似理论”的要害,被认为是研究者把清朝在西北方向上的大规模领土拓展放在清-准噶尔汗国-俄国三大政治势力争夺内亚的国际背景中从事分析时,不加区别(甚至还是不怀好意)地将清朝和俄国的扩张行动等量齐观。“回应”一书里有专文对此进行批评。它的主要对象,则是濮德培的《中国向西挺进: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2005)。该文将清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部、西藏等认作“内藩”(事实是清政府都把它们列为“外藩”),而把今中国境外的清朝属部、属国称为“外藩”,似是不该发生的误解。前面提到的甘文其实已指明理藩院满文名称中的“tulergi一词即外面之意”。按理藩院的满文全名写作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译

言“对外部地区[进行]治理的部门”。汉文译作“藩”的golo,满语译言“地区、省”,《五体清文鉴》径译为“省”。所以在满文里亦用指汉文称为“内地”十八直省的地区(如所谓tulergi golo-i hafan或golo-i hafan,即“外省底官员”或“省底官员”之意)。所以外藩(tulergi golo)与外国(满文作tulergi gurun)完全是两回事,它是用来指称与省制不同的另一种国内政区类型的专名。      

       

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作者把那个时期的俄国归入“西欧型近代殖民主义”国家,并且宣布“二十世纪前八十年的政、学界的共识是,西、葡、英、荷、比、法、俄、奥匈、德、义(引者按,此指意大利)、日、美等具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是殖民主义国家”,恐怕就更有鲁莽之嫌了。

       

说俄国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就上述泛化的殖民主义观念而言,当然没有问题。但它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则无论如何是更为晚近的事。俄国向东方的殖民扩张大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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