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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思想家”

42007

 法国思想家、数学天才巴斯卡有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这里还有一句话:一个人的高度,就是他思想的高度。”

 

乍一看去,这后一句话很像是巴斯卡那句话的引申:既然人类是因为有思想而高出万物,那么在人类之中就是,最有思想的人高出万人。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金正日讲的,就是现今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讲的。

 

金正日还讲过一句话,他说:“推动世界的不是金钱或原子弹,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话听上去很耳熟。当年中国大陆吹捧毛泽东思想时,就打过同样的比方,说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人们一定会摇头:金正日有什么思想啊。但先别摇头。只要略加观察便可发现,现代独裁者都非常强调思想的作用、思想的力量,而且他们都以大思想家自居。

 

譬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卡扎菲发明了一套卡扎菲思想,出版了三卷本的卡扎菲著作,因绿色封面,人称绿皮书,和当年中国的红宝书相映成趣。

 

为什么现代独裁者都那么强调思想呢?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在现代,老式的独裁制度早已声名狼藉。在现代,一个人就算坐上了党政军第一把手宝座,也未必就能享有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独裁权力。因为政权毕竟不是一个人就能够打下来的,起码还要有很多同党的参与和支持。而且在现代,独裁者无法欺骗众人,硬说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或神的化身,不能不承认自己也是人。那么,凭什么取得压倒众人、包括压倒同党同僚的独裁地位呢?这就只有靠所谓思想了。一个人只有宣称自己最有思想,是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并且得到至少周遭一大批同僚的认可与推崇,他才可能取得压倒众人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力。

 

现代的独裁者变为“思想家”,恐怕要先从苏联斯大林说起。应该承认,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

 

也许在列宁心目中,斯大林早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了。史料记者,斯大林16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18岁开始读《资本论》,22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1953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但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并且早就是思想家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20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284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45人外,剩下239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188人,自杀的8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22人,只有21人安度“中年”。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如不是斯大林在19533月突然去世,苏联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有学者曾作出如下的统计:斯大林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有900万农民被镇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22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据悉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据悉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革命者与自身的关系问答宣布:革命者是注定要殉身的人。革命吸引着他的全部。第二部分为革命者与革命同志的关系问答宣布:他对自己是残酷的,对别人也应该如此。他应该准备随时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毁灭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第三部分为革命者与社会的关系问答认为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第四部分为组织与人民的关系问答宣布: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但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不妨拿这个观点去解读南京大学高华教授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是高华教授呕心沥血的一部经典之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论述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按照作者的描述,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党内残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

 

在延安亲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王明、张国焘等讲课的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他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里写道,他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他,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

 

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

 

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

 

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又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

 

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司马璐还写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泽东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

 

毛泽东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

 

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一场整风运动把毛泽东送上共产党的帝王宝座。这种说法自然不错,但问题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占据了中共的最高权位;在整风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并没有什么增加。按理说,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后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关键就在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中共“七大”的决议。于是,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

 

虽然不能在章程里决议里明文规定主席享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更不可能点名道姓明确规定毛泽东享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而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版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毛泽东比古代帝王更大的权力。

 

在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在理论上就是独裁的。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也就是说,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而这一点是写进党的章程、党的决议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的章程和决议,实际上是要求大家都服从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实际上就是要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单靠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说服力肯定是不够的。强制是必须的,暴力是必须的。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讲到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一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毛泽东大发雷霆,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遂动用权力,展开一场以王实味为靶子的反自由化运动。另一件事发生在194311月,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指挥下举行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王明的妻子孟庆澍在会上据实反驳,搞的批判会没法开下去,于是毛泽东下令停止举行这类大会,被批判者再也没有在大会上申辩的机会。

 

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这就是现代独裁制度的奥秘。它表面上对思想最重视,实际上却是对思想最敌视最压制。

 

由此人们也可得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这种专制体制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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